版權登記費用誠信企業推薦

（6）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展覽、攝制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編、翻譯、注釋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7）使用他人作品，應當支付報酬而未支付的；（8）未經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件、錄音和錄像制品的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出租其作品或者錄音和錄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2]一方面，某些作品如紀實文學、素描繪畫作品可能會包含有涉及他人隱私的材料，這樣，作者發表權的行使就要充分考慮到對他人隱私權的尊重。（9）未經出版者許可，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計的；（10）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或者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或者錄制其表演的；

版權限制

從版權法產生之初，版權限制與版權保護就如影隨形：版權保護為作品的創作與傳播提供物資和精神的激勵，版權限制則確保社會公眾及時獲得作品、很大限度地分享文化進步藝術繁榮帶來的利益，從版權法平衡作者與社會公眾利益的立法目的而言，二者不可偏廢。這樣，網絡與市場“雙重失靈”的存在使得版權限制制度依然有相當的適用空間。版權保護與版權限制既處于此消彼漲的永恒沖突之中，又總是追求和諧共存的動態平衡，一部版權發展史其實就是追隨技術進步的步履不斷調整保護與限制平衡點的歷史。

彈性機制與版權限制

在技術飛速發展的年代，立法者很難準確預測將會出現怎樣的新技術、人們將如何使用這類技術以及版權法應如何應對。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法律試圖跟上技術的發展，而結果卻總是技術走在前頭，這幾乎是一個永恒的規律。”這樣，當立法機關對特定案件的情勢并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時，法yuan就常常采用合理使用制度作為一種彈性機制，以便平衡這類案件中版權人和其他當事人的利益。3、權利的內容不同：著作權中的人身權具有不可轉讓性、持久性的特點，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等。例如在1984年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案的中，美國最高法yuan明確指出，應推定非商業性私人復zhi行為屬于合理使用，“不必為了保護對作者的創作激勵而禁止對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沒有明顯影響的私人復zhi行為，對這種非商業性使用作品行為的禁止只會阻礙人們獲得作品的思想，而不會帶來任何收益。”而在Lewis Galoob Toys Inc.案的審理過程中，法庭支持原告發行一種“游戲精靈”的權利，這使得任天堂游戲的用戶在玩游戲的過程中可以有一些臨時性的變化，[3]而在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案中，法庭認定，在線服務提供者自動張貼源于用戶的因特網信息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4]上述案例都成功地利用版權限制法理解決了法律不時與高新技術發展脫節的矛盾，使得版權法保持面向未來的適度彈性和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