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類手抄報推薦

我國學者對城市居民垃圾分類的研究多偏重于宏觀政策環境，如譚文柱、楊凌等、彭德雷、和劉宇熹等，分析了社會經濟水平、生活習慣、法律法規、政府考核等因素對居民分類行為的影響，也有部分研究逐漸轉向微觀層面，魯先鋒就將影響因素歸因為內在和外在兩部分，其中內在因素即指微觀層面的居民心理因素，如道德約束、環保意識、環保態度、環保價值等，孫其昂等認為外在因素的強制和誘導與居民內在態度轉化之間的鏈接能否達成是影響垃圾分類績效的關鍵，居民的內在態度包括責任義務、環境意識的道德感召等，毫無疑問這些都屬于微觀層面的個體行為因素。然而，這些研究多以定性地描述性政策分析為主，缺乏實證數據支持。近幾年，該領域的實證研究有所增加，如鄧俊等分析了公眾知曉率對分類正確率和投放正確率的影響，陳曉運和張婷婷分析了電視、政府資料、報紙、互聯網等各種宣傳手段在提高垃圾分類方面的貢獻度，然而這些研究只涉及少量影響因素，分析方法多是簡單的統計性描述，且樣本量有限。

無論是建設部確定的試點城市還是其他城市，目前幾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類工作，都是宣傳意義大于實際效果，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類工作大都舉步維艱，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北京市是早提出垃圾分類概念的城市之一，然而，十年過去了，逾六成被訪 者 不 能 做 到 垃 圾 分 類。上 海 近 期 開 始 將原來的垃圾“四分法”簡化成“干濕兩分法”，原因在于此前的分類效果不明顯，市民在處理垃圾時無所適從。據調查，2010 年上海實施生活垃圾分類的居住區內，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的分類收集量僅占生活垃圾 總 量 的 3. 5% 。在 廣 州，分 類 垃 圾 桶 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當地的垃圾箱一度又重回無分類的“單桶時代”。上述垃圾分類探索效果不理想，政府管理者大多將原因歸結為市民缺乏分類收集的意識，沒有養成分類收集的習慣等。在意識背后，管理者往往忽略了機制或體制問題，其實這可能是垃圾分類探索效果不理 想 的 真 正 原 因。

因 為 政 府 雖 然 頒 布 了 垃圾分類方面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規大多缺乏有力的政策扶持和配套的執行措施，特別缺乏明確的責任主體和相關具有約束力的獎懲機制，也沒有建立后續收運 處 理 的 配 套 設 施。雖 然 一 些 城 市 頒 布 了具體的垃圾分類標準，但政府沒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宣傳，造成市民對垃圾分類的標準不明確。即使一些市民按照頒布的垃圾分類進行了分類投放，因缺乏后續分類收運處理的配套設施，環衛部門在收集、運輸垃圾時仍然將市民分類好的垃圾再次混為一體轉運和 混 合 處 理，削 弱 了 分 類 效 果，打 擊 了 市民的積極 性。這 些 體 制 機 制 上 的 缺 陷 阻 礙 了 垃 圾分類工作的有序推進，造成很多城市的分類工作呈現出停滯不前或者倒退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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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以來，我國中山市采用將垃圾費攤入水費 的 方 式 即“水 消 費 系 數 法”來 征 收 垃 圾 費， 2006 年垃圾處理費實際收繳率達 97% ，而收費成本僅為 1% ，解決了垃圾費收繳過程中的“收繳率低” 和“收費成本 高”的 難 題( 徐 海 云，2007 ) 。但 是，這種垃圾費攤入水費的方式，表面上雖然體現了計量收費的原則，但居民的垃圾排放量與用水量的相關性較低，無法實現計量收費對垃圾減量的激勵作用。垃圾收費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通 過 收 費 將 垃 圾 排 放的外部性內 部 化，從 而 有 效 減 少 垃 圾 的 排 放 量，促進資源的回收利用，終減少垃圾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因此，垃圾收費標準應該與居民的垃圾排放量密切相關，體 現“多 扔 垃 圾 多 付 費，少 扔 垃 圾 少 付費”的原 則，從 而 形 成“垃 圾 減 量 化”的 激 勵 機 制。我國多數城市垃圾收費采用的定額按戶征收方式，以及中山市垃圾費攤入水費征收的方式，雖然操作簡便，可以節 約 管 理 成 本 和 監 督 成 本，但 由 于 居 民排放垃圾的數量與其支付的收運處理費用基本無關，沒有體現 丟 垃 圾 者 按 量 付 費 的 原 則，無法實現對垃圾減量的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