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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五天白色的冠服，反映他對火災心有恐懼，采取了一種虔誠的自我的遣責任的道“罪已詔”。以后歷史王朝的皇帝，繼承這一做法。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皇宮三大殿發生火災后，明成祖在“罪已詔”中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對治國安民的十二個方面進行深刻反省。總的來講，秦朝的防火法令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樣，對于鞏固秦王朝的統一，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以及加強封建的中央集權統治，是起了一定重要作用的。

清乾隆皇帝弘歷有關炎災的“上渝”，僅《中國火災大典》收錄的就達54次，為歷代皇帝之。在嘉慶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宮不慎，此時弘歷已87歲高齡，身居太上皇位，但他仍承擔了主要責任，在“罪已詔”中說“皆朕之過，非皇帝之過”。

因此，有關火事方面的內容則不得其詳，值得一提的僅僅是秦末項羽火燒阿房宮和始皇陵的事。那是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后，嫌原先的宮廷規模狹小，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在渭南上林林苑中大砌宮室，全部工程到秦亡時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