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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不能不顧被告人利益而采取嘩眾取寵式辯護，這亦可以稱之為“政治性辯護”。在獨立辯護人理論的指引下，一些律師罔顧委托人的意愿和感受，將法庭變成宣講政治理想的講臺，將辯護變成逼迫法官接受本方觀點的機會，甚至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把自己裝扮成終局裁判者甚至救世主。其結果，除了在極個別案件中成功地操縱了公共輿論，并逼迫就范以外，在多數情況下，這種辯護根本無法達到說服法官的效果，其委托人的利益終受到了損害。

據此，量刑辯護也從附隨于定罪辯護，相應地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如果說此前的量刑辯護是習慣法上的制度的話，那么，隨著量刑程序取得法律上的相對獨立地位，量刑辯護也從習慣法步入了實定法，獲得了與定罪辯護并列的法律地位。

     本文將著眼于量刑辯護的問題和實踐，從解釋論和適用論的視角，來研究和分析量刑辯護的含義、類型以及內容等相關問題，以求教于諸位方家。

換言之，對于、公訴或者審判人員的嚴重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不是作出宣告程序行為無效的裁決，而是在采納有爭議的控方證據的前提下，對被告人作出較為寬大的刑事處罰。這種做法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就連人院發布的一些規范性文件中，也對人員濫用措施的程序行為，采取了維持有罪、量刑寬大處理的應對措施。可見，這種辯護方式也達到了量刑辯護的效果。從實質意義上看，無罪辯護和程序性辯護也可以歸入廣義上的量刑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