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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從強力推進污染治理，到開展環保督察；從試點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到將生態環境保護納入政績考核體系，頂層設計日趨完善、制度建設綱舉目張，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建立起相應的宏觀指標，既可以作為量化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也可以作為干部考核的定量指標，同時作為生態效益補償和自然保護、生態修復成效提供量化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開展GEP核算，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影響深遠。


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堅持綜合集成，廣泛借鑒吸納國內外權1威研究成果，如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和原環境1保護部生態十年評估、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編制的GEP核算指南等國內權1威研究成果等。同時，對標準的每一個核算公式、計算參數進行文獻溯源，對比不同的核算方法演變過程和適用范圍，力求做到每一個公式和參數有文可依、有據可查、科學規范。


近幾年我國一直在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以期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其中, 資源過耗、環境損害和生態破壞既是負債核算的核心內容, 又是核算不確定性產生的關鍵來源, 也是離任審計未能實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該不確定性, SEEA2012(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Central framework 2012)的處理方式是對于不具經濟價值的自然資源僅進行實物量核算, 而不列出其價值量。在生態資產核算體系下, 由于對生態系統服務具有更完整的刻畫, 因此在自然資源對人類福祉的實際作用表征上相對優于當前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但也因此面臨著更明顯的不確定性。對此, 建議貫徹“先實物量、后價值量”的核算思路, 先測度生態系統服務的物質量變化。一旦應用于重要生態功能區的干部離任審計, 所評估重要生態系統服務物質量的優先級也應高于價值量, 從而有效降低生態系統服務間接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核算的誤差。


雖然生態資產核算已開始應用于區域可持續發展決策之中, 國內外學界關于生態資產核算的爭議從未停止。尤其是價格的界定本身就是一種人類行為, 并非是完全客觀的, 不同人群對一項事物的價值認知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在已知生態資產核算結果具有不確定性的前提下, 研究贊成不應盲目將核算結果總量與經濟總量直接對比, 而應當進一步設定具體的可持續發展決策狀態或情景, 通過細化評估指標、明確決策對象來尋找相對可靠的核算方法, 將核算結果作為現狀評判或情景比較的量化依據。立足人地系統耦合框架, 生態系統服務模型研發、供需耦合、可持續發展決策等研究內容成為生態系統服務橋接自然環境與人類福祉的重要途徑